“这是一只在黄土坡上拓荒而得的‘青苹果’，其形亦陋小，其味亦酸涩。”《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的主编赖伯年将新出版的这本书递给我时如是说。
也许是近些年来红紫、甜腻的东西见得太多，反而让人格外留意青绿和酸涩；也许是作为高雅文化殿堂的图书馆与荒漠的黄土地联系在一起令人匪夷所思，反而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总之，我颇为专注地咀嚼品味了这只“青苹果”。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颇为详备地收入了当时崛起于那块黄土地上的一百多个图书馆室和近二百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名录，并对其中五十多个图书馆作了细致的介绍。其范围包括公共系统、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青少年系统、卫生系统等各级各类图书馆。其内容既有建立与发展的一般情况，还有各馆藏书的数量和特色、服务的项目和方式以及它们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等。这些材料都是作者经过对两千多万字的各种书报杂志、文献档案翻检、爬梳和对百余位高龄知情老人的登门访问而得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发掘面世，因而具有极其珍贵和可靠的史料价值。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还在史料介绍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基本特点、经验及其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总结，同时将其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以前的同类研究中无人涉及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可谓这个时期图书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框架设计、内容安排、理论分析及语言表述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一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此书的结构采取了先将各图书馆平行列出，再以时间为序写出它们发展过程的先横后纵的方式，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各图书馆的情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书的内容安排在力求完整、系统的前提下，结合实际灵活把握。资料丰富则长，资料欠缺则短。在理论分析上，作者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评价”的原则，不夸大其词，不主观臆断。在语言表述上，作者力求简洁晓畅。据说其中有几章，原稿八九万字，经几番大删大改，定稿时仅余三万多字。现在读来，材料丰赡而不拉杂，分析透辟而不繁冗，实有以少胜多之效。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的编撰和出版，受到图书馆界等多方文化人士的关注。早在此书杀青之际，国家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国内著名学者就予以高度重视和评价，马文瑞、于光远、任继愈等相继为之题词，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撰写了《序言》。他凝炼地总结了此书的三大意义，即资料收集上的“抢救资料意义”，学术研究上的“开拓性意义”以及对推动新形势下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理论的“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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